英国公投脱欧已五年整，这事不仅牵动英国上下，也震动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，影响波及全世界。英国人为何坚持走自己的路，至今众说纷坛，因为这不仅牵涉复杂的现实利益，还事涉深远的历史背景，但最根本的一点恐怕是：英国人究竟如何看待英国——它算是一个欧洲国家吗？

　　乍看起来，这个问题根本不该问，毕竟所有的世界地图都把英国标识为欧洲的一部分，然而，政治认同是另一回事。不仅英国如此：有一派历史学者坚称西班牙不属于欧洲，因为它的经历向来与北非、美洲的关系更为紧密，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；俄罗斯近代曾竭力跻身欧洲国家，但且不说内部争论不休，西方也经常认为它属于“亚洲”和“东方”。冷战期间，有一个笑话说，“亚洲”在维也纳向东不远的高速公路上就出现了。土耳其倒是一直自视为欧洲国家，但欧洲人普遍不承认这一点。

　　越是地处大洲交界的国家，身份认同越微妙，它们所处的位置使之天然具有某种离心倾向。何况对现代人来说，认同是一种主观意愿。威灵顿公爵出生在爱尔兰，但当爱尔兰人想认他这位同乡时，他却说：“不能因为一个人生在马厩里，你就把他看作一匹马。”很多主张脱欧的英国人，潜台词其实也一样：英国虽然“降生”在欧洲，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只能是欧洲国家。

　　每到英欧关系紧张时，“英国例外论”就会被抬出来，强调英国的特殊性，把它身处“欧洲大家庭”中的格格不入转化为“光荣孤立”。《千年英欧史》的作者、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学者布伦丹·西姆斯认为，这都似是而非，他的观点简单明了：“英国”不是在真空中诞生的，它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恰恰是一千多年来在与欧洲大陆的互动中不断形塑的，因而“决定英国命运的主要是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，而不是英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”。

　　1763年之后一些微妙的变化发生了。七年战争在这一年以英国的大获全胜告终，标志着“大英帝国”正式成型。有些新的政治精英开始相信，英国无须过多参与欧洲事务，与欧洲的联系甚至不符合英国的国家性格，尽力维持好一个海洋帝国才是最大利益所在。尽管如此，那之后的两百年里，英国仍竭尽全力参与了三场阻止欧洲大陆权力失衡的惨烈大战—拿破仑战争、“一战”和“二战”，加上冷战则是四场。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：若欧洲的均势被颠覆，英国也将无法独善其身。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，英国的“自由”取决于它和欧洲的关系。

　　建立英帝国本身并不是目的，而是为了应对欧洲局势的一种手段，因而在战后，为了更好地在欧洲舞台上捍卫国家利益，英国也可以放弃海外帝国。以往的多次战争都没能阻止英国一再成为赢家，战后的和平却让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窘，这是以往不曾遭遇的挑战：统一的、彼此协作的欧洲，已难达成英国想要的均势，反倒使其有被“融入”乃至“稀释”在欧洲中的风险。

　　英国民间强烈的“脱欧”声音，根源也在这：一千年来，他们与欧洲间的距离既未疏远到难以交流和相互影响，又不会紧密到威胁英国的独立自主，英国其实并不急于融入欧洲，至少“欧洲国家”的身份是可选择的。

　　虽然西姆斯并不赞同脱欧，更未把欧洲看作英国的敌人，但同许多英国人一样，他也为欧盟吸纳英国设置了条件，即欧洲应该更加英国化，而不是英国一点点欧洲化。这让人想起喜剧演员格劳乔·马克斯的俏皮话：“任何一个愿吸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部，我都不打算参加。”对英国而言，除非欧洲这个俱乐部变得更像自己，否则它也没兴趣，这暗示了一种委婉的自我肯定，至少透露出一点：脱欧不是英欧关系的终结，而将是一个全新的开端。

　　文章摘选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